2015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在北京举行，美国前财政部部长萨默斯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以及厉以宁、刘世锦、李毅中、贾康等90名中外经济界人士出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发表主题演讲。

　　刘世锦认为，“新常态”一个最重要的、最引人关注的特征就是速度放缓了，以GDP增长速度论英雄的时代过去了，我们应该树立“增长质量导向”。他建议用一组质量指标来倒推速度指标，即“六可”指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这六个指标可以量化一系列其他指标，和它所对应的速度，无论数字大小都是好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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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锦称中国最近两三年可能是转型期，整个的日子还相对比较不好过，但讲到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问题，怎么以质量来决定速度，全社会公众特别是投资者一定要转 变的观念，你到某个地方看，看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不要光看它的增长速度高，得看看别的，比如某个地方的速度可能不太高，但就业不错，财政收入 还不错，企业盈利不错，老百姓日子过得很好，没有太大风险，山清水秀，速度低一点，那正是合适的速度，你不要以为它就不行了；另外一个地方如果速度很高， 风险很大、毛病很多，你知道那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判断一个地区、判断一个行业、判断一个企业都得转变观念。

　　刘世锦说，新的增长阶段，质量导向，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提高生产率。下一步提升生产率在两大领域尤为迫切。一是农业领域，要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二是基础产业领域，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垄断性行业问题最突出的行业，比如电信、石油、金融等行业，这些领域攻坚的改革要加快。

　　刘世锦认为，中国比较有幸进入了所谓的经济放缓期，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个行业洗牌的过程，都会有一个产业重组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幸运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定会出现世界级的大企业，实际上现在有些已经出现了，但应该还会更多，中国将会有更多的英雄，创业英雄，各个方面的英雄，因为中国需要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霍峰岭）

　　这一节我们讨论“新常态”，“新常态”一个最重要的、最引人关注的特征就是速度放缓了。有一种说法，“以GDP增长速度论英雄的时代过去了”，但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需要英雄的，刚才萨默斯先生讲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朱部长又展望了中国开放型经济未来的前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看起来还是相当美妙，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英雄，各个方面的英雄，比如网易的丁磊先生，应该算是一个创业英雄了，我想你以后还是有接班人的。

　　刘世锦：但是，衡量英雄的标准和尺度还是要变的，变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这里讲了一个题目，说是应该树立“增长质量导向”，这个也不是我说的，你看看最近刚发表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说到这儿，有些人说，一讲经济增长，发展质量，不是老生常谈吗？话不是讲了多少年了吗？我说，你可以把它认为是大话，甚至有时候是空话，但到现在，大话必须变成真话，空话必须变成实话。

　　为什么呢？我们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这事儿实际上是逼出来的，正像中国的很多事情一样，讲道理是讲不出来的，它是逼出来的，大势所趋，到这时候你不讲都不行了，过去我们高增长的时候其实是有个质量问题，但被掩盖了，现在速度下来以后，质量问题就水落石出，你不抓也不行，我说这话，诸位可能还会感觉稍微有点抽象，我想首先说说我们怎么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

　　刘世锦：三季度GDP的数据出来了，包括最近11月份的经济数据也出来了，很多人感到不乐观，下行压力很大，有些人甚至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到底潜力有多大表示质疑，这是一种看法，但我们感到，不要光盯着速度，你得换一个角度，转变你的思维方式，你看看经济增长的质量，讲到质量，我可以讲这么几个数据：

　　一个是结构的转换，中国经济，我们过去经常讲，中国的发展模式是有问题的，有什么问题呢？刚才咱们的厉以宁老师、萨默斯先生、朱部长，无论是学界的还是政界的，都非常英明地指出中国经济模式的问题，投资比重过高，工业比重过高，更多的依靠外需，更多的依靠要素投入，30多年了，一直喊转，转过来了吗？没有转过来，但是在过去的两三年和今后的两三年将会发生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变化。首先，我们投资消费的比重已经超过了投资，这是前年的事儿，去年有所反复，今年趋势又相当确定；去年第三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第二产业，我们过去的出口经常是20%以上的增长，现在已经非常稳定的落到了10%以下，所谓5%到10%可能是将来的常态；要素投入，我们劳动力的总数在前年已经开始下降，等等，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折性变化。

　　刘世锦：另外从经济运行的质量来讲，就业，今年前三个季度已经完成了一千万人的新增就业目标，刚才我看厉以宁老师讲到投资和就业的关系，其实中国现在有个现象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基数已经很大了，我们现在增长一个百分点，在2000年时对应的GDP增量是1000亿人民币，而到现在是5000到6000亿人民币，在10年前我们增长一个百分点吸引的就业人口是80万人，到现在已经到了170万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变化，所以速度虽然降下来了，其实吸纳的就业人员的能力是在进一步增强。

　　企业效益，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其实最近几年是有所下滑的，因为我们是速度效益的经济，但这两年基本上稳住了，并没有变得更差。财政收入，朱部长在这儿，尽管有些地方压力也是很大，但是全年我们增长8%左右，今年还是有可能的，应该说问题不大，居民可支配收入基本上实现了和GDP同步增长，特别是农村居民的增长速度要更快一点。

　　刘世锦：风险问题，金融风险在很多地方确实在增大，我看到很多数据，比如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那些数据可能并没有反映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可能比数据更严重一点，但全局性、系统性的风险，这条底线我们守住了。

　　最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很多，比如雾霾，今天早上起来以后一看，北京天气不错啊，PM2.5才20以下，比三亚，比海南都低了，都一看今天的温度，零下四度，是因为北方来了一股风，昨天预告最高瞬间达到八级，请大家做好准备。很冷的时候，风刮来的时候，我们的天气好了；再一种就是“APEC蓝”，“APEC蓝”是河北省以及山东、山西甚至内蒙某些排放比较严重的工厂关门了，北京市一半的车不能上街了，如果是哪一天，你们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这是不能开车的，所以“APEC蓝”来了，但这事儿，你总要吃饭，总要搞生产吧。

　　再就是雾霾，经常在200以上、300以上，甚至更多，叫做“污染程度严重”，甚至“重度”，所以我想，北京市居民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么三种情况，要么是雾霾很严重，要么是工厂少生产或不生产，要么是刮来一股北方的风。但这个风呢，目前我们还控制不了，工厂关不关门，政府说了算，这风呢，不听政府的话。

　　刘世锦：我们过去经常讲的资源环境的不可持续性，感觉离我们很远，现在离我们如此之近，每个人都会切身感受到，我讲的这是一个问题，但我想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已经付出了极大的气力，大家看看有关的报道就知道，同时我们今年在节能减排也取得了必要的进展，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呢？结构的变化是历史性、转折性，经济增长质量在我们这样的转型期很不容易，你看看其它国家，在这个阶段都出了大的问题，甚至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我们现在还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大问题，守住了底线，经济还算比较稳定的增长，我们是不是进步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发生了很多深刻的、实质性的变化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中国最近一两年经济发展的形势还是应该给出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不要光看它的速度。

　　刘世锦：再下来我想提一个观点，就是我讲的“以增长质量为导向”，能不能提一些指标，我们首先提出一些关于质量的指标，质量优先，我提了一个“六可”指标：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诸位听起来怎么样？还是不错吧，挺好，做到还是很不容易的，但目标可以提出来，而且我们是可以把它量化的，所以我想提一个观点，以后我们不将GDP论英雄了，但并不是不要GDP，问题是速度问题，我看今天来开会的很多都是抱着一个愿望，听听明年的增长速度是多少，我想说的意思是，将来一定会有一个速度，但速度并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就速度本身讲速度你是讲不清楚的，如果就速度能够讲速度的话，中国增长速度是多少呢？7%就太低了，10%、15%甚至20%不是更好吗？我们明年就赶上美国了，小康社会明年就达到了不是更好吗？大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是什么呢？实际上是一系列的质量指标。

　　刘世锦：我想，把刚才讲的“六可”指标定下来以后，和它对应的速度就是好的、合适的速度，我讲这个话的时候可能有些同志讲，你说这个还是太抽象了，我说具体一点，这样一个速度如果过高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定是要增加投资，你去看看我们的地方融资平台，杠杆已经很长了，风险已经很大了，你让他继续去银行贷款，继续去卖地或者以土地作为抵押贷款，什么样的前景呢？我们相当多的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是不是还想让更多的产能过剩呢？风险进一步加大，企业收益率是会进一步降低的，将来弄不好会出烦，速度也不能太高，太高是会有问题的，太低也有问题，马上各个方面的窟窿、问题就暴露了，转不下去的。所以我们讲，和质量相对应的速度实际上是一个并不太大的区间，宏观调控就在于怎样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区间，能够保持住。

　　刘世锦：这样的话，可能最近两三年的转型期，我们整个的日子还相对比较不好过，现在讲，中高速的底在什么地方，我在其它场合讲过，时间关系，今天我就不多说了，但讲到速度和质量的关系问题，怎么以质量来决定速度，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决策者领导的事儿，是咱们全社会公众，特别是在座很多投资者一定要转变的观念，你到某个地方看，看一个行业、一个企业、一个地区，不要光看它的增长速度高，得看看别的，比如某个地方的速度可能不太高，但就业不错，财政收入还不错，企业盈利不错，老百姓日子过得很好，没有太大风险，山清水秀，速度低一点，那正是合适的速度，你不要以为它就不行了；另外一个地方如果速度很高，风险很大、毛病很多，你知道那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判断一个地区、判断一个行业、判断一个企业都得转变观念，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刘世锦：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讲新的增长阶段，质量导向，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提高生产率，今天是经济学家年会，咱们讲点儿经济学的概念，经济学讲一个“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变，就是劳动资本，当然我很同意刚才厉以宁教授讲的，这个资本里不能仅仅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智力资本，非常重要，它所利用的效率到底怎么样，实际上是讲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我想提三个领域中，也就是下一步提升生产率对我们来讲比较重要的领域：

　　刘世锦： 1、就是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更多的释放农民，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了解农村的情况，现在的农业，你一查查统计年鉴，农业就业的比重现在是30%，就是劳动力，产值比重是10%，当然，我想说的就是这个30%的就业比重肯定是高估了，实际上农村里真正种粮的没那么多，会少一点，但它一定是比10%多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农村里每一个人的产出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这是其一；其二，我们再看看农村的农产品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注意到最近中国主要的大宗农产品，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价格严重倒挂，我这儿有一张图表大家可以看看，这大概是9月份的数据，咱们的大米，国内的价格和国际价格比较起来高47.1%，小麦高28%，玉米高24.8%，猪肉高97.9%，将近一倍，诸位中大部分可能都是吃猪肉的，价格高啊，大豆高30.5%，棉花高51.5%。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我们国内的价格已经很高了，另外，生产成本也在上升，农民赚不了多少钱。还有一点，按照WTO，对农产品是可以补贴的，但都有一个限制，我们现在大部分都超过了这个限制。所以大家知道，这种农业的发展方式可持续吗？特别你对农村去看看，土地的板结，化学肥料的使用，重金属污染，这种方式可持续吗？所以农业转变核心还是要提高生产率，比如土地更加集中，集约经营，要做的事情很多，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一个是提升了农村本身的生产率，再一个，30%的农民在农业里，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你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是有很大问题的，我们应该有更多农民从农村出来进入非农产业，进入非农产业可以大大提升劳动生产率。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所谓“刘易斯拐点”的问题，“刘易斯拐点”是指农业里劳动力供给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这样，非农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很快，这个现象，但我们看到中国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如果我们农业领域中能够进一步提升生产率，还会有更多人出来，其实工资上涨的幅度会稍微慢一点，还会上涨，但它会更加符合实际、更加均衡一点。

　　刘世锦： 2、就是基础产业领域攻坚的改革加快，所谓基础领域，或者经济学上讲的另外一个概念，非贸易的概念，今天萨默斯先生来了，很荣幸，我前年在哈佛商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也见过萨默斯先生，在哈佛商学院有一位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他的竞争理论在中国是很流行的，他写过一本书，《日本还有竞争力吗》他指出日本在二战以后，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实际上日本有一个软肋，日本的出口产业是很有竞争力的，但日本国内的，特别是所谓的非贸易部门，就是中国讲的“基础部门”效率是很低的，所以他讲，日本是一个二元结构，他认为日本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日本的竞争力将来是要出大问题的，其实我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我们看到日本这几年发生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

　　那么中国的问题呢？我们的这个问题存在吗？存在，而且某种意义上更严重，大家知道，所谓基础领域就是我们称之为垄断性行业问题最突出的行业，垄断很多不是自然垄断，也不是市场垄断，而是一种行政性的垄断，只能，别人不能干，其实最近几年中国发展得很快，各种物资在极大的丰富，我们看到前些年运煤多困难，电讯，大家抱怨也很多，我看最近媒体上发表了几篇文章，讲了很多故事，理由，“两桶油”的问题是老百姓经常热议的话题，包括最近治理雾霾的问题，实际上和汽车排放有关，而汽车排放和油品的质量有关，我们的石油企业有没有积极性生产出来有利于节能减排、减少污染的油品？金融领域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都和这些领域缺少竞争、存在行政性垄断直接相关的。

　　刘世锦：最近一些年大家讲改革，我们最近一年多时间，三中全会以后，在放宽准入这方面提出了很多很好的理念和政策，也做了很多实事儿，特别是减少审批，但重点是上市制度的改革，小微企业进入时比较方便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成绩，对解决我们目前的就业问题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这不够，特别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础领域中这么严重的垄断怎么解决，这里面都不是小企业，都是大企业啊，所以我想强调的是，我们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这些基础产业领域中，能不能放进去一些大的投资者，产生一些“鲶鱼效应”，比如铁路行业，能不能划出一些线路和区域，就让行业外资本，包括民营资本去干呢？电讯行业，现在挺热闹，微信也用得挺多，但基础运营商还是几大国有的基础电信运营商，能不能搞一个行业外的，包括行业外的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社会资本一块儿来搞个新的电信运营商呢？还是国有为主嘛，但让它进去竞争一下呢？

　　刘世锦：石油领域最近搞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大家有不少的讨论，但是我们现在感觉到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我注意到，有些民营企业家他们是有顾虑的，有什么顾虑呢？他们说，国企本来把国有资本管得不怎么样，然后让我把我的钱交给你，这块由你管着，治理结构还是以你为主，甚至有些事儿我都不知道，他们说“我的智商还不至于如此之低吧？”所以有些对于企业所有制，所谓的混改，有些民营企业是有顾虑的，积极性不是很高，但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有意义的，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些垄断性行业中放开准入，让其它所有者，包括民营资本，包括体制外的，甚至一些地方国营企业，让它进去，让行业内部搞个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所以有两种混改，一种是企业混改，一种是行业混改，我们现在特别需要行业混改。

　　刘世锦： 3、和网易有关系的互联网，我本人对这个方面还挺感兴趣，互联网最近很热，我想在座的诸位（都知道），前段时间是“11.11”光棍节，前两天“12.12”，又放出来了一个大量的交易数据，背后的数据支持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其实反映了我们的技术能力也在提升，但我感觉，网购，所谓的B2C只是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开始，只是一个序幕，好戏和大戏还在后头，今天是经济学家年会，我想讲一个经济学的概念，我最近也在思考，互联网到底解决什么问题，我想，至少互联网在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过去在经济活动中大量存在的所谓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知道得多我知道得少，这是一个，再一个，你知道得多，我不知道你知道，你就可以骗我，由于这种信息不对称，我们需要建立大量的体制机制进行大量的改革，包括我们需要进行大量物质上的投入，互联网正在改变这种情况，我想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网购，前段时间我们开会，谈能源的节约，我给他们强调了一点，互联网的使用，将会大大促进能源的节约，刚才朱部长讲到中国2030年能源消耗的问题，我想互联网能够大大的节约能源。

　　举个例子，在座有位女士穿的衣服挺漂亮，你买这件衣服，如果过去，起码得跑五个商店，货比五家，那算比得少的，有人可能比十家，少说跑一趟得跑五个商店，多说的话得跑五趟，如果是十个女士，得跑五十趟，少说也得跑十趟，出去坐车开车，回来坐车开车，或者自己步行也得多吃啊，这就是消耗啊，最后买了一个东西回家，现在这十位女士坐在家里上网，不只货比五家，可以比五百家、五千家，最后找到自己最中意的东西，找到了以后一下单，最后由一个快递员从库房里出来，这十个人是进行区域优化的，他用最短的距离，可能就是一辆蹦蹦车，把东西送到你家，就这么一趟能源消耗。过去10个女同志少说跑五十趟花费的能源，现在由一个快递员跑一趟就行了，所以我说“APEC蓝”，互联网是有贡献的，如果没有网购，北京今天早上你们来的时候，车会更多，实际上这解决的是搜寻成本降低的问题。

　　刘世锦：还有，互联网金融大家都很关注，互联网金融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信用成本识别的问题，过去我们都讲，做老实人，但做老实人很难，好人没有好报，经常是坏人得逞，所以最后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上网以后，说某某某一直非常老实，诚实交易，最后他得了一个大大的皇冠，评价都很好，小额信贷就给他贷款，不需要抵押，这人是老实人，为什么？互联网已经忠实记录了他的信用历史，信用积累下来了，好人有好报了，最后就转化为一种信用资产，我觉得这是互联网，其它都很难做到，互联网做到了。

　　我就举这两个例子，我说，互联网正在极大的改变着我们过去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它最后产生了一个新的经济运行平台，或者说是一场革命。现在大家看到的只是消费端，下一步生产环节，更广义上的，包括研发，包括我们的流通领域中通过互联网的深度融合以后，大量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将会大量节省生产费用和交易费用。

　　我想，中国比较有幸，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经济放缓期，中国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个行业洗牌的过程，都会有一个产业重组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应该是和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幸运的，也可能是很偶然的合为一体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定会出现世界级的大企业，实际上现在有些已经出现了，但我想还会更多，就是刚才我讲的，中国将会有更多的英雄，创业英雄，各个方面的英雄，因为中国需要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

　　刘世锦：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政府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有些人说，过去互联网之所以发展很快，是因为政府基本上不管，完全不管恐怕也不行，但将来一定要和互联网的运行方式相适应，你的监管方式也要有极大的改变，不能用老办法，用老办法管，一定是这个领域有点希望，最后也搞得不行了。所以我们政府如何管理，特别是怎么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方面都是我们在“新常态”下看到的一些新现象、一些新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