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庭是什么？就是一个让公正从‘看得见’到‘摸得着的地方’。”于洋说，让一份份公正的判决得到落实，把一个个社会矛盾解决掉，是他作为执行法官最大的职责和意义所在。

　　初见于洋，是在仲夏炎热的一个午后。一头利落的短发，皮肤略微黝黑，笑起来有些腼腆——似乎与想象中表情严肃的法官形象不太一样。

　　彼时的他正在办公室里整理案件卷宗。放眼望去，办公桌上、柜子里、地面上甚至外面的走廊上，到处都是一摞摞的卷宗。

　　“待执行的案件有1400多件，加上每半年需要清点复查一次的‘暂时终结执行’案件，现在手上大概有4000多件未结案件。”

　　自从事执行工作以来，于洋每年经手的案件至少上千件，加上一些老同事调离所积压下来的案件，近8年的时间里，他经手的案件已过万。因为办理案件速度非常快，他被称为“执行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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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每天面对60到100个当事人，最忙的时候一天接待过500多人。房屋腾退、经济纠纷、抚养权执行……作为基层执行法官，于洋每天都要办理不同的案件，跟不同的当事人打交道。“每个案子都不同，每个案子的背后都有一段故事。”

　　不同于审判法官依法宣判，执行法官的工作到底该怎么做，如何以最快的方式执行完毕，大多数情况下是靠法官的经验，没有太过准确的预定标准。

　　“执行工作就像是一个巨大舞台，是有‘演员’（申请人、被执行人或第三人）有结局却没有剧本的故事，执行法官就像一名导演，如何用经验和最快地发现问题、巧妙解决问题，‘导演’出一部短小而精悍的剧本是执行法官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受威胁、被跟踪、遭围打……这些听起来像影视剧里的桥段，却是于洋和同事们的日常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场景。

　　“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年终总结报告模式，那就是每个人的报告中必写的一段就是过去这一年遭遇了多少抗拒执行，被打了多少次，受了什么伤。”于洋说，几乎每个执法官都遭遇过被打的经历。甚至有的法官被跟踪到家门口并以子女为威胁。

　　那是2015年的夏天，他带领执行小组到村子里执行一起看似水到渠成的房屋腾退案。刚一推开门就感觉眼前寒光一闪，于洋下意识地偏头躲避，一把菜刀贴着左耳飞过，砍在身后的木门上。门顺势被关上，同行的法警都被关在门外。

　　于洋一看，屋里除了被执行人，还有五个拿着镐头和铁锹的彪形大汉，阵势好不“浩大”。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镇定情绪，回手拔下门上的菜刀，又拿起旁边砧板上的另一把菜刀，喝令对方六个人放下东西。

　　于洋正义的怒斥镇住了几个大汉，他们互相左看右看，其中五人最终放下工具，并承认自己是一天一百块钱被雇来的，没有想到雇主会和法院发生冲突，承认错误并马上离开冲突现场。随后，一直反抗的被执行人被于洋及赶来的其他法警控制住并押解到警车上。

　　然而不到20分钟，现场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被执行人开始全身抽搐并口吐白沫。于洋把耳朵凑到他耳边询问病情，才知道对方心脏病、高血压犯了，药在其自己的车上，车钥匙在其裤兜内。

　　于洋找到车钥匙后，被执行人的爱人表示要帮忙去拿药。因为当时现场车非常多，于洋并不知道到底哪一辆是被执行人的车，为了节省时间就答应了她，并将车钥匙给了被执行人的爱人。但是没想到，她拿到车钥匙之后竟然不顾犯病的丈夫，直接把车开走了，经过于洋身边时还吆喝到：“人死你们法院了，你们法院等着赔钱吧！”

　　由于事发地点偏僻，于洋和同事们赶紧把当事人送往医院，从上午十点半一直抢救到下午三点半，被执行人病情终于得到缓解。当事人醒来回忆起整个事发经过后，表示会主动配合法院腾退房屋，案件终于得以解决。

　　在当天案发之后开车回去的路上，于洋的腿一直在发抖。“不敢想象如果这一刀真的砍我身上了会发生什么后果。”于洋说，“当时就跟领导说我要辞职，不干了。”第二天于洋在家休假，打了一整天的跆拳道，结果到了第三天他又背着包到法院继续忙活起来了，“我还得继续干下去，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我。”

　　根据长期的执行工作经验，于洋和同事们把要执行的案件总结为三类：一类是欠钱不还，看似简单，实际上背后可能隐藏着双方斗气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一类是家庭纠纷或者感情纠纷；还有一类是行为执行案件，如房屋腾退的案件，被执行人“赖”着不走。

　　比起执行过程中遭遇到的暴力行为，于洋认为，其实最难执结的，是关于家庭纠纷的案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夫妻双方离婚后关于子女归属问题的执行。

　　“双方离婚后，孩子判给了一方，但是另一方就是不肯将孩子交给对方，甚至是爷爷、奶奶等带着孩子离家出走，让法院无法执行。”于洋说，这个时候不仅是夫妻双方之间的感情问题，更涉及到三代或者四代人，几个家庭的矛盾问题。这类案件最好的解决方式还是从双方的矛盾入手，要考虑孩子健康成长问题。简单的强制执行，把孩子从一方‘抢过来’给另一方，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对孩子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在一起离婚案件中，孩子判给了母亲，父亲享有探视权，每周五下午5点接走孩子，周六送回。后来母亲因为工作原因带孩子去了国外读书和生活，父亲坚决要求按照原来的判决执行。

　　“其实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对女方进行惩处的，限制其离境，但总不能留孩子一个人在国外生活吧。”于洋建议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保障父亲的探视权，并在法院的执行中心，亲自连线国外的孩子，主持双方的探视工作，经过长达一个半月的沟通与交流，他终于说服双方，变通了判决的探视方式。

　　“第一次视频的时候，父亲足足在屏幕前哭了一个半小时，那时候他已经一年半没有见到孩子了。”于洋说，一开始孩子不理解，但是经过沟通和交流，孩子也明白了父亲的感情，跟着留下了眼泪。

　　经过一番努力，这件案子终于得到解决，父女之间的感情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

　　当年从北京大学硕士毕业时，于洋本可以留校任职，但一心想当法官的他放弃了这个机会，转而进入朝阳区人民法院工作，先后担任刑事审判庭速记员、法官助理，代理审判员，执行庭审判员、副庭长。

　　于洋说，从事基层法院执行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案子，不像《人民的名义》那种万巷皆空的故事，反而是成千上万件接着地气“小案子”，让自己一步步地成长起来。

　　“以前在刑庭的时候我可能写完判决书就完事儿了，至于到底能不能落实，当时并没有想那么多。”而现在却不一样了，作为执行法官，他要把无数的判决从几页纸变为现实。

　　追缴拖欠民工工资的案件是一直是执行工作的重心，“很多外地务工人员都很辛苦，到年底都攒不了多少钱。有时候因为老板欠薪他们连回家的火车票都买不起。”于洋说，每拿起一个这样的卷宗，他都能感受到沉甸甸的分量。让这些白条变成现金，“他们如释重负了，我更加地如释重负。”

　　从事执行工作7年多以来，于洋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字——累。朝阳法院每年收到的案件执行数量出了名的高，法官们的工作强度也非常大。“在我们院锻炼一年，可能相当于在其他法院锻炼三到四年。”于洋说，光是今年，他就接到了约2000个案件，整个朝阳法院的数量则在13万到15万之间。

　　每周二、四晚上和周六全天是法官们的固定加班日，年末案件多的时候，很多人为了加班连续好几天都不回家，每个人在单位都准备有床铺。

　　自愿放弃年休假、婚假，缩短产假，成立朝阳法院执行的不成文的工作惯例，王赛男法官结婚一年后才修婚假、范俊法官结婚领证当天仅请了两个小时的事假，大家还是从朋友圈里才知道了他结婚的消息。还有刘金玲法官，作为一名的女同志，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学习，没有魁梧的身材，但却凭借超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敬业精神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执行局的结案量首屈一指……

　　不仅是朝阳法院，在全国各地，还有无数个坚守在执行一线的法官们，为了让更多的人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真正的公平和正义，为了让公正从“看得见”到“摸得着”而努力奋斗拼搏着。（中国青年网见习记者 叶婉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