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并给出了时间表：到2017年底前，禁止进口生活来源废塑料、未经分拣的废纸以及纺织废料、钒渣等品种。

　　2018年出台的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将工业来源废塑料从限制进口目录调整至禁止进口目录，并于2018年12月31日起执行。这意味着废塑料进口遭到全面禁止。

　　配合监管政策的是一系列打击“洋垃圾”走私的专项行动，实际上，在新版《进口废物管理目录》正式执行前，各地海关已经开始将包括生活源和工业源在内的废塑料封堵在国门之外。

　　近日，中央、国家主席、主席习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强调，实行垃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约使用资源，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经过30多年的实践，垃圾焚烧技术在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能烧、烧的好到清洁焚烧的发展，成功实现了从模仿、改良到超越的突破，一路走来、一路争议、一路邻避、一路进步、一路发展，成绩诚可喜，且行且珍惜。

　　垃圾焚烧和垃圾分类一样眼下在我国非常火热，垃圾分类是社会新时尚，垃圾焚烧就是产业大红海，几乎每个垃圾焚烧项目都竞争激烈、得之不易。如果说蓝海中企业拿项目靠的是智慧、黑海中企业拿项目靠的是胆量，那么红海中企业拿项目靠的就是实力，垃圾焚烧市场可以说是固废行业能者割据的王者之争。

　　垃圾处理技术，焚烧只是排行老三，老大是填埋，老二是堆肥，他们都出生于农耕时代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眼下，老二堆肥在正病休在家，基本上不太管事；老大填埋心有余而力不足，行业地位大不如从前；老三焚烧则正是年富力强，全国各地到处可以见到它的身影。

　　尽管排行老三，但出生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垃圾焚烧技术也已有130多年的发展历史，与老大老二相比较，它具有占地省、稳定化迅速、减量效果明显、污染排放可控、余热可以发电等特点。正因为有这些优势，使得垃圾焚烧技术在人口较密集、经济较发达、土地资源较紧缺的城市和地区，成为优先选择的垃圾处理方式。

　　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我国城镇范围已建和在建垃圾焚烧项目合计已达到660座左右，其中城市已建项目约286座，县镇已建项目约76座，城镇已建项目合计约362座，另有在建项目约300座。

　　在在建的约300个垃圾焚烧项目中，新建和扩建项目占比分别约为70%和30%，扩建项目中约有75%集中在一二线%位于三四线个垃圾焚烧项目中，约有187个已经或正在实施扩建工程，占比高达51%，可见在一期项目的基础上扩建二期三期项目已成为我国垃圾焚烧行业发展规模和企业拓展市场的重要方式。

　　目前，江苏、广东、山东、浙江、福建等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前五名的地区全部集中在东部沿海的经济较发达省份，其垃圾焚烧处理量约占全国垃圾焚烧总量的47.7%，具有较高的区域集中度并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第一名的江苏省领先优势明显，二三四名的广东、山东和浙江省基本相当，第五名的福建省与前四名相比差了一个数量级。

　　预计到2020年，全国城镇垃圾焚烧建成的投运项目有望达到550座左右，垃圾焚烧处理规模有望达到或超过55万吨/日，垃圾焚烧处理率有望超过50%，垃圾焚烧处理规模有望在2015年的基础上实现翻番。

　　日本是目前世界上垃圾分类处理最好的国家之一，垃圾处理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多年的实践中，形成了以公民为中心社会全方位参与的垃圾分类管理机制。

　　而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速，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城市垃圾产生量大幅度增加。加上并不健全的垃圾分类管理体系，导致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日本在垃圾处理上的丰富经验，对我国有许多借鉴意义。

　　类别不尽相同，一般是由地方政府根据各地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虽然看上去大的类别并不算太多，但每个大的类别下都会细致划分成各种小的类别。除此之外，分类好的垃圾并不是立刻可以进行回收，回收的日期也有着相当严格的规定，居民可以通过市报、政府官方网站等方式了解到垃圾收集日的具体信息。

　　日本实行垃圾按量回收政策，垃圾的量越多，回收的费用越高，部分类别垃圾在一定量以下是免费的。

　　这样复杂繁冗的垃圾分类政策能够在居民之间实行推广并普及起来，在于政府出台的各项垃圾分类的相关尊龙凯时人生就博官网登录法律。各项法律条款中还注明了不进行垃圾分类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甚至可能被判刑。

　　日本的垃圾分类整体上分为可燃物、不可燃物、资源类垃圾、粗大类垃圾、有害垃圾。其中每一类都有细致化的划分。例如塑料的饮料空瓶，首先是要将饮料喝干净，然后冲洗干净晾干后把饮塑料贴纸撕下来，把塑料瓶踩扁减小体积，瓶盖和瓶身要分开进行分类。

　　垃圾分类回收之后，会被专门送到不同地方进行再生利用。例如废旧纸被送到造纸厂、废旧电池被送到专门工厂分工处理、一些可燃垃圾被送到焚烧炉发电等等。通过资源综合的处理回收利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日本的垃圾投放是有固定日期的。在社区也会有垃圾固定回收场所标明各种垃圾回收的时间，基本规定在早八点之前扔垃圾，当天就会被拉走，回收的及时性有效减轻了有害物质的产生的可能性。

　　日本对国民垃圾分类的教育及环保意识的养成及其重视。从幼儿园开始学校会教学生学习垃圾分类的发法、学习垃圾分类的资源回收过程、带领学生参加垃圾焚烧厂等等。大部分留学生到日本之后，一般收到的入学通知里面会有包括垃圾分类方法的详细介绍，使得外国人也会入乡随俗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一定程度上，日中两国人民的垃圾分类意识对于垃圾分类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影响。

　　1997年，台北市开始实施“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规定市民必须将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采取定时、定点、定线清运垃圾的方式，方便市民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与“垃圾清运”一次完成。

　　此时，台北的垃圾费是按照水费的一定比例征收的，也就是说用水量越大的商铺，需要缴的垃圾费就越多。而且市民对于垃圾分类并不热心，台北的资源回收率仅为2.4%。

　　到了2000年7月，针对台北生活垃圾急速增加的现状，在吸收和权衡了市民与专家的意见后，当时的台北市市长拍板推行垃圾费随袋征收政策，而这一政策成为垃圾减量和分类的著名成功经验而受到广泛关注，被誉为“台北经验”，也是引以为傲的政绩之一。

　　垃圾从量计费后，垃圾费不再另外征收。市民可至指定地点，如便利店等购买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指定的垃圾袋，价格为每升新台币五毛。市政垃圾车只收取使用该专用垃圾袋的垃圾，分类垃圾免费收取。若违反规定使用非专用或伪造的垃圾袋，会被重罚，举报不法行为的市民可获得一定比率的罚款作为奖励。

　　这个政策的妙处，在于提倡的环保行为与设计的经济激励之间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原本需要极大热情才能践行的事情，如今台北的家庭主妇阿公阿婆们，为了节省家用，每天稍稍花些时间就可以做到了，而且是以更大的热情和更好的效果做到了，例如用厨余做花肥等等，阿公阿婆悉心教导少年垃圾分类的方法，更是台北市民生活的一景。

　　统计显示，实施政策之前的1999年，台北的家庭垃圾总量为每日2970吨。实行政策的当年，即下降为每日1883吨，这意味着2000年只搞了半年新政策，垃圾总量即减少了36.6%！更为激动人心的数据是：人均垃圾量由新政前的每人每天1.12公斤，降为2009年的0.39公斤，10年间减少了65.2%！资源回收率更由新政前的2.4%，摇身一变为2009年的45%！政策的效果，可谓惊人。

　　该政策在节省公共开支方面，也有奇效。在政策实行之时，台北市仅有一个启用于1994年的山猪窟垃圾卫生掩埋场，设计使用寿命为十年。建立之初，每日进入掩埋场的垃圾量为2501吨。

　　台北新政策实施十年后，虽然台北市人口由260多万增长至270万，但至2010年，垃圾掩埋量反而减少至每日65吨，即只有原来的2.6%！正因如此，山猪窟掩埋场的计划使用年限推至2020年，比原计划多了16年。而早前台北市计划的另一个掩埋场，也可不必兴建。仅仅该项，就为市政节省了约200亿新台币。

　　除节约了纳税人的钱，每一位台北市民也得了好处。实施新政策之前，台北市平均每户每月缴交144元新台币垃圾费。而2009年，每户的垃圾费降为每月37元新台币，节约了74.3%的钱。城市周边的市民，亦可少受与垃圾掩埋场为邻之苦。可谓公私两利了。

　　此外，政策带来的市民环保意识的提升，亦不可不提。环保和垃圾分类，是更文明、更现代的生活方式。如今台北市民，受了激励去身体力行环保，也乐得标榜自己环保，环保理念自然就更深入人心了。如此在邻里之间，便自发形成了道德与舆论上的监督。被发现不能遵守政策的人，便难免被人耻笑、被人戳脊梁。这大概也是政策实行至今，违规的垃圾只占不到0.1%的原因吧。而政策实施之前，种种关于实施环节的担心，如不守法者众怎么办之类，最后一个也没有应验。

　　总的来说，台北市的“垃圾不落地”的强制垃圾分类政策，形成了“污染者付费，多扔垃圾多出钱，少扔垃圾少付费”的机制，让台北成为世界上罕有实现了“垃圾零掩埋”的大都市。